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成为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奏。196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白银区从1969年1月到1976年10月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104人（不含市属以上企业职工子女）。

1、机构设置。1968年10月，白银区革委会、区教革组在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安置办公室；1969年1月，区革委会决定，将区毕业生分配安置办公室和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合并，成立白银区革委会安置办公室，办公室设秘书组、后勤组、安置组和清队组；1970年3月，区安置办公室撤销。在区革委会城市管理局内设安置组，办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业务；1973年9月26日，撤销安置组，成立白银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白银区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简称区知青办），内设办事组、动员组和安置组；1980年2月，白银区革命委员会更名为白银区人民政府，原区革委会知青办更名为白银区人民政府知青办；1980年7月，由于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区知青办合并于区劳动局，设立安置科；1983年，安置科撤销。

2、插队落户。1968年10月，白银区对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实行“继续升学，招工进厂，去边疆，上山下乡”四个面向的原则。实际上，高中毕业生无学可升；初中毕业生升学为数很少；招工就业指标亦不多。12月31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白银区掀起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第一阶段1968年——1971年，广大青年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踊跃报名上山下乡。特别是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高、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中的“红卫兵”带头提出：“扎根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同时，兰州市知识青年办公室给白银区下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具体数额和去向，要求超额完成。3年中，白银区共安置15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分别在四龙、王岘两个公社。其中，四龙公社安置下乡知青92人，分散在永兴、民乐、四龙、梁庄、永丰、民勤6个生产队插队；王岘公社安置下乡知青64人，分散在东星、五星、红星、崖渠水4个大队插队。1972年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分散插队的安置办法。下乡知识青年大部分安置在白银区两个公社，15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下乡青年有的住在农民家中，有的住在生产队的公用房里。下乡后，第一年由所在地的粮食部门人均每月按45斤供应口粮，购粮款从安置经费中支付。下乡青年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评工记分。从下乡第二年起，国家不再供应口粮，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分配。第二阶段1972—1977年。经过6年的动员组织工作，白银区大部分待业青年到农村插队劳动，社会问题得到缓和。1973年，开始建立“知识青年点”（简称“知青点”），下乡青年集中在“知青点”食、宿、学习、分散劳动（简称“三集中一分散”）。动员安置工作按照“单位定向，对口动员”的规定，采取“知识青年对口下，带队干部对口派，管理教育对口抓，支援农业对口帮”的办法，各单位从动员、建房、安置到管理，统一归口负责。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各单位选派的带队干部和生产队共同负责安置管理，改变过去“城市管动员，农村管安置”的管理脱节局面。这一阶段，白银区动员组织948名知识青年到白银区四龙公社、王岘公社的知青点插队，其中，有388人安排在四龙公社的7个大队22个知青点上；560人安排在王岘公社的8个大队22个知青点以及水委会和水泥厂。1973年后，采取在农村建立知青点的安置方式。白银区各单位与两个公社协作，工商、财贸、工交、卫生、粮食、文教大力支持，选派优秀带队干部与生产队共同负责下乡青年的安置管理工作。下乡青年一律住在知青点上，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

3、政策规定。一是回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原籍农村或到亲友所在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由当地人民公社和区知青办同意并出具证明后，可回原籍农村或投亲靠友。1968—1977年，白银区有37名知识青年回原籍农村或投靠农村亲友。二是留城：1973年6月前，凡患有严重慢性病、传染病和有残疾的知识青年，经医院证明，确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暂不动员上山下乡，由所在学校提出留城名单，经街道动员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集体审核后，报县、区动员安置领导机关批准。1973年7月，白银区根据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精神及决定，明确规定：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多子女但在本市只有一个子女；父母年老需留一个子女照顾；知青本人病残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等5种知识青年，列为不动员上山下乡对象。由区知青办发给留城证。留城青年参加工作时采取两种办法：因病留城者，只能参加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另外四种留城青年，可参加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1968—1977年，白银区没有参加下乡的知识青年共307人。三是回城：知识青年下乡落户后，因病不能参加劳动的，由家长申请，下乡青年所在地医院出具证明，生产队和公社签署意见后，下乡青年所在县知青办批准后，可返回城市落户医病。1974—1977年，因病批准返回白银区的下乡知识青年46人。四是医疗：下乡青年实行合作医疗。患严重疾病，医药费用较大，合作医疗确实负担不了的，从知青安置费中补助。女青年在例假期间，不安排重活和下水劳动。患有疑难重病的经县医院转诊证明，可到城市就医。五是工伤：下乡知识青年因公负伤，其医疗费用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由所在单位负担。因公致残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由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协商，可当地安置，也可回城，并由民政部门和街道负责，安置力所能及的工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经县以上政府批准，由民政部门按照职工全残后的最低标准，每月人均发给35元的生活费。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扶持的，另发护理费，医药费用实报实销。下乡青年被派出做临时工或民工期间，发生病残伤亡时，其医疗、生活、抚恤、丧葬等全部费用，由用工单位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办理。六是死亡待遇：下乡知识青年死亡的丧葬费，每人不超过150元。因工死亡的，由所在单位开支。因病死亡的，从知识青年安置费中开支。其他原因死亡的，视其情况，区别对待。

4、安置经费。安置经费包括建房费、路费、口粮费、医疗费、学习材料费、小农具、家具和灶具购置费等。1968—1972年，安置经费按下乡青年人均240元计拨。另外，按人均15元困难补助，直接拨付给各中学，经民主评议后，按下乡青年困难情况，发给补助金。同时，还给下乡青年每人发布票16尺，棉花票4斤。1973—1977年，安置经费按下乡知识青年人均455元计拨。455元经费包括建房费200元，购置小农具、家具、灶具费65元，生活费180元，医疗费5元，学习材料费5元。白银区知青办对安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办法作出具体规定：农具、家具和灶具按实际下乡青年人数由各“知青点”统一购置，填报财产登记册单附原始发票，由区知青办核报。建房费由区知青办按实际下乡青年人数和建房标准拨给社队，社队按人均8至10平方米的标准建房。生活费按每月人均12元开支，第一年支付144元，另36元留区，作为第二年下乡青年生活困难补助。医疗费由生产大队医疗站按下乡青年人数报县、区统一支付，剩余部分由区集中管理，解决下乡青年严重疾病费用。学习材料费由区统一订购书报，直接发给知青点。

5、成效。白银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把文化科技知识带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支突击力量。他们在开发山区，扩大林区和建设粮食基地等方面，作出成绩。白银区东星大队的50名插队青年，在农田大会战中发挥突击队作用，21人被评为劳动模范。1976年，在四龙、王岘两个公社插队的6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7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04人加入共青团；35人被选进社队各级领导班子；246人分别担任理论辅导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并涌现出60多名坚定的扎根农村派。

白银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把青春奉献给农村，却失去接受继续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造成这一代人文化科学知识的断层，给个人和国家造成一定损失。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后，白银区还动员一批职工家属下乡。1968年12月10日，《甘肃日报》刊出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介绍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22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报道，并加编者按。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和职工家属下乡运动迅速在白银区兴起。1969年开始，白银区动员一批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白银公司、银光公司等中央企业及省市企业响应上级号召，动员职工家属到农村安家。到农村去的城镇居民，大部分回原籍农村落户，少部分到本地农村安家。

职工家属下乡落户，为农村生产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也使城镇粮食供应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部分人在落实政策中全部返回。